差异可以推知,相异性必然潜藏于起源的差别之中。尽管《理想国》与《礼记·礼运》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相似性,但是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令人瞩目。最鲜明的就是思想的致思方式与解决问题的大致趋向是不同的。儒家以儒家伦理作为起点和归宿,柏拉图以知识理性作为思考的轴心。二者在思想发生的最初依托上,便有了差别。伦理问题主要是人际关系问题,知识理性问题主要是求真以及价值关怀问题。前者对现存秩序的伦理关系即人际关系深表关切,后者对超越现存秩序的理念善即最高知识与价值深为注重。另一方面,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知识理性及相关的教育、智慧和科学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柏拉图认为,“至善"是一切知识的根源,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的存在和本质的创造者。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象善,但还不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着更高尚、更荣耀的地位。这个作为本体的善是最高的知识,没有本体善,其他任何知识都将毫无益处。这里的“至善”虽然唯心的被柏拉图无限膨胀为宇宙的本体,但智慧、理性并未因此而受到贬抑和排斥。相反,在确认“至善"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前提下,柏拉图把政治、道德与知识理性统一了起来,并由于这种统一,使得理性辩证法成为掌握至“善"理念的唯一方法,从而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而在《礼运》的“大同"世界中,知识、智慧、科学和理性显然处于比较低的从属地位。通过“大同"思想中作为用人的原则的“选贤举能”可以看出,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贤’’的标准总是第一位的,才能与否则居于从属地位,这应该说不是无意或偶然的疏漏,在史书上每当“贤川‘能”并举时,总是把“贤”放在首位而加以强调,如“尚贤事能”,“尚贤使能”,“招贤进能”。历史上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都既是治世的英雄,更是道德的楷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贤者圣人与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还是大相径庭的。这些注定了《礼记》“大同"理想的现实伦理品格,也注定了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性主义道德特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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