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王国正式灭亡。在此期间,犹太人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外来统治者的斗争,但始终没有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都发生的重大的变化。当然,战争在给两地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的同时,也促成了思想的交流。一方面,乱世之下,大批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试图寻找到解决社会问题、重建社会秩序的良方。他们相互交流、讨论甚至争辩,并试图说服更多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动,也极大地加速了思想交流的步伐。在春秋时期,孔子和老子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当然还包括不甚被人重视的管仲、子产、鬼谷子等人,他们为之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留下了基本的概念和命题。同样,在客纳罕地区,自亚历山大时代起,一部分犹太人就开始因战争而迁徙,他们在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希腊、埃及等地建立城邦,并与异族杂居,逐渐受到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希腊一罗马文化的影响。而犹太本国,也逐渐出现了撒杜塞派、法利塞派、艾赛尼派、奋锐党等持不同思想、不同政治主张的团体。所以,孔子和耶稣的伦理思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继承了各自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积极地思索解决之道的结果。在孔子看来,春秋之乱源于“礼崩乐坏”,如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能够回归周礼的秩序,各安其分、各尽其职,整个社会就会恢复和谐,逆转大乱而成大治。对于贵族僭越礼法的行为,孔子的态度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同样,耶稣尽管反对法利塞派和艾赛尼派所秉持的极端律法主义,但仍然认可律法的价值,鼓励大众遵循律法,他曾在布道中说:“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被称为最小的”[2]。但是,孔子和耶穌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都不仅仅是维护传统道德,而是对传统道德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诠释,使得原本陈旧的传统文明迸发出了新鲜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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