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均有显著的正相关,与抑郁有显著的负相关,效标关联效度满意。四、讨论1. 关于 CYRM-C 的结构儿童青少年抗逆力测量是在生态学理论指导下,由一个跨国研究团队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开发的工具,其目的是使问卷既有文化敏感性,又能在多种文化情境下使用[3]。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的抗逆力概念存在差异,在对最初编制的 58 条目版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时,未获得一致的因子结构。研究者进一步对文化特异性的条目进行了删减,形成了CYRM-28 条目版。本研究是 CYRM-28 在中国大陆的首次试用,研究发现中文版(CYRM-C)的因子结构与以往研究相比,既有一致性,又显示一定的差异。一致性体现为 CYRM-C 同样由个体、家庭和社会抗逆力三个维度组成,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条目分布上。比如,与 Liebenberg 等的发现相比,CYRM-C 的因子结构有三个主要的差别:一是个体和社会变量的重要性不同。在 Liebenberg 的研究中,条目数最多、解释变异最大的是个体抗逆力,其次是家庭和社会支持力。在中国则相反,条目数最多和解释变异最大的是社会支持力,最小的是个体抗逆力,家庭支持力维度在两种文化中无论是条目内容还是解释的方差都极为相似。因子的重要性排序常显示相应变量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这一差异可能表示在中国青少年眼中,社会支持力的作用比加拿大青少年更为重要。二是在具体的条目上,48、50、47 和 49(见表 1)四个条目在 Liebenberg 的研究中属于个体抗逆力,但在本研究中落在社会支持力维度。这四个都是有双重含义的条目,既可看作是个体有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也可表明社会环境提供了相应的机会,中加两国因子结构的差异可能表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青少年对类似情境理解的差别。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把获取资源看作个人的能力和责任,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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