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的契合。 1934 年7月, 陶行知发表《行知行》一文,继否定“知行”观之后,又否定“知行知”观;将“行知”观发展为“行知行”观。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还创造了以“行知”二字合写的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任何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中逐步形成的, 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影响。陶行知早年受过封建旧教育的洗礼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且生活于各种新旧观念对立、中西文化碰撞尤为激烈的年代。要继承并超越这些文明成果,非大智慧、创新精神不可。 4 二、克服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羁绊继承并超越中国传统文明,陶先生做到了,至少在教育改革方面。下面谈谈他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扬弃。知行论自古就是中国哲学认识论集中讨论的问题, 先哲们从不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出发,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总括起来, 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 即以宋代理学家朱熹为代表的“知先行后”说; 明代心学家王守仁为代表的“知行合一”说; 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为代表的“行先知后”说。这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各有其合理性和不足之处,不可简单肯定或否定。从人类认识的自觉能动性来看, “知先行后”说有其合理意义。人类的实践都具有自觉的目的并按一定的计划和方案实施的, 人的头脑不是“白板”一块, 在以往知识积淀的基础上,会形成一定的“认知图式”,人们会根据这种“认知图式”对来自实践的客观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建构, 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合乎规律地进行认识和实践。从认识的最终来源看,“行先知后”说是合理的。任何认识都源于人类实践,离开实践,认识既不可产生,更不可发展。“知行合一”说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认识和实践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囿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历史的限制, 上述三种“知行观”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朴素认识论范畴,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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