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和热情,带着对现实干预的处女作走上文坛,但在 1957 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中,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遭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作品被批判,本人也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磨难,其中包括“文革”十年,直到 1978 年11月16 日,这批作家才获得平反。 1979 年初,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 这被视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这批重新获得创作机会的作家,依靠特有的群体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主力。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作家相比, 他们有自己的优势: 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不仅仅是无法摆脱掉的个人梦魇,而且这段经历也使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切身的理解;和那些步入老年的上一代作家相比,复出后的他们一般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这正是他们一生创作中的黄金岁月; 与知青一代作家相比,他们对“历史创伤记忆”的反思坚定积极、满怀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5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和社会理想,尽管二十年的遭遇也曾使他们对这种理想主义产生过怀疑,但苦尽甘来的平反昭雪反而加强了他们这种理想的信仰,更坚定了他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理性主义态度。 80年代前期的王蒙的创作就是这样的姿态。 A 关于王蒙: 曾用笔名阳雨,1957 年因为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五年,“右派”摘帽后, 1963 年他携全家去新疆,不仅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而且也学会了维吾尔族的幽默、宽容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新疆的这段经历使王蒙的思想走向了成熟。1979 年他回到北京,开始了创作生涯的一个喷发期。1986 年任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获得意大利的蒙德罗文学奖和日本创作学会的“和平文化奖”等。王蒙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主要集中在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中,即中篇小说《布礼》、《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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