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经济基础,又可谓Р是“后天失调”。但从积极角度看,中国启蒙又蕴含着超越西方启蒙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启蒙作为后发Р的启蒙,是在启蒙的反思中建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启蒙,可以避免西方启蒙工具理性的片面、极端性发展,而Р全球化潮流及其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也要求中国文化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员,贡献自身的文化智慧。Р正如罗蒂所说:“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间,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人们Р或许因此而可以希望,在西方理解自身过程中最近发生的变化,将有助于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方面多多获Р益。”①Р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主体视如生命的呵护自不必说,新自由主义派林毓生轰动一时的“传统的创造Р性转化”主张也是以中国自身文化为主体,从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到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Р用”,更加凸显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方克立指出:“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说,体现民族主体性的是Р‘中学’或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中、西、马‘三流合Р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所以说只有它才是主体文化。”②文化主体的凸显并不是Р传统的简单回归,文化主体表面似是现代新儒家主张的显现,但实际上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因为它是Р经历了百余年的论争之后,在脱离了二元对立思维泥潭后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和启蒙倡导者在文Р化主体问题上达成的文化共识。虽然真正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仍是任重道远,但文化主体性启蒙的明朗Р无疑是中国文化启蒙的一个新起点,它预示着中国文化未来建构的走势和趋向。Р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Р ①[美]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作者序,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版,第 16页。Р ②方克立:《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 4期。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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