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无所为或有所为,只要是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读古书,都是很正常的。”[13](《青年与古书》,P144-145)Р显而易见,无论是相对温和者胡适、顾颉刚,抑或是一度激进者钱玄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代言人,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作出了积极的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渐趋成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阶段,一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也开始认识到“整理国故”的重要性。郭绍虞便认为:“于‘国粹’之外再顾到‘国渣’,同时也于‘国渣’中间整理出‘国粹’;这才是国故学的重要。”[40]白寿彝也说:“我以为整理国故和介绍欧化是需要的;我们晓得文化是有绵延性的,后有所承,前有所继。……承继的现象,随时随地可以在社会上学术上看到。我们想寻它们的真面目吗?我们想知道我们的思想行动和传统势力的关系吗?我们不能不问我们的旧文化,不能不整理国故。”[41](P433-434)Р一位外国学者在20年代末曾经描述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Р’的一种重要趋向,就是坚决地要求用科学方法,把本国文化的遗产从新估价一次。大家以为,必须协力保存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必不可使新旧之间发生太剧大的裂痕”[7](恒慕义撰、王师韫译《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P444)。确实,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刻影响之下,五四新文化派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已清醒意识到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仅要“盗火”——“输入学理”,而且还必须“理水”——“整理国故”。Р由此可见,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崛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不仅未与之背离,而且作为它孕育的产物,“整理国故运动”还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对此,当时即有论者评价说:“在这转形期运动的全盛时候,便有国故整理的兴起。这在文化运动方面是一种重要的事业,并且是不可越过的一种步骤”[42](P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