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在华期间,费正清并未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和档案的阅读收集整理,他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博士论文,主要依据英国档案写成。所附中国文献目录,实际上尽其所知。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这种在欧洲汉学界的边缘地带仍须溜边的行为,正是退回欧洲传统汉学四裔偏向的极好写照。不仅如此,费正清地位的上升,同样有四裔化的背景。1930年代,"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坦然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会,另一个则是纯粹美国阵营,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费氏称"这两个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风格问题",其实所谓风格差异,乃是欧洲汉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之别。有人统计,当时汉学西书作者共145人,美国为23人,其中一半不识中文。落后的美国风格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群体中更为突出。1936年费正清赴伦敦途中对全美各地的中国或远东研究中心进行考察,发现研究方面进展不大,在职的少数研究人员中鲜有懂汉语者,对社会科学概念无知,无人是按照后来的7年制培养出来的。在此情况下,纯粹美国阵营发挥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委员会聚合队伍,壮大声势,如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恒慕义(A.W.Hummel)和美国学部委员会合作,召集众多学人乃至业余爱好者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另一方面则利用宗派情绪和排外倾向,排挤按欧洲方式专心研究和培养助手,不愿在遍及全国的各种委员会中浪费时间的叶理绥。1948年美国学部委员会决定将远东研究会扩展为学会,叶理绥等12人被推荐为首届理事。但有人提出增补加拿大的明义士(J.M.Menzies)进行差额选举,结果唯一落选者正是公认水准最高的叶理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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