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典。像这样才兼文史的人, 又有多少呢? 由此大略地看看近代, 有的人位置属文章事业而又同时编修史传。他们呈现的体式是: 罗含、谢灵运婉约作歌颂的文章, 萧绎、江淹把史传径撰成像铭赞的序文, 温子升特别擅长整齐对偶的语句, 卢思道向来爱好骈俪的文词, 江总纵情沉迷于浮艳的辞采, 庾信轻浮而放荡于夸饰的丽词。这是他们的大体情况。然而过去这几个人所撰写的著作, 不过是些笔记杂说, 篇幅短小的书罢了, 尚且谬误杂乱到这个地步。何况要求他们修撰一国史书, 总括一代史事, 要使它首尾完备, 内外无误, 恐怕也是困难的吧。但由于世人重视文采, 词句过分讲求对偶, 于是史家的笔法, 不能流行, 诗人的文辞, 成为中心。往往史馆缺少人才, 而著书之处却文才聚集, 凡有授任的官职, 必定推荐文士。于是使执掌史笔的人, 大多没有考核综合的览识; 著述很多, 很少见到精深简约的言论。但举世都把这些人认作能人, 当时没有谁敢于轻慢。如果使其中有人学问如同班彪、华峤, 才能如同班固、荀悦, 怀有独到的高明见解, 具有对修史事业的抱负, 都将受到流俗的困辱, 被朋党所讥笑。于是只好随波逐流, 苟且著作, 尽管身处贫贱而有真才实学, 却始终没有机会表现自己。这就是管仲所说的“任用君子来管理国政, 而又用小人加入其中, 这是妨害霸业的道路”的道理。过去傅玄说过:“观看班固的《汉书》, 的确是驰名一代的奇书。到了他作兰台令史时和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写中兴纪传, 他的文辞又竟然那样的不值得观看。难道不是被时代所局限吗?如果不是这样, 为什么前后很不一致呢? 在这以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这批人又继续编成此书。他们每个人不也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又不能竭尽自己才力吗? 为什么那些增加的部分更加鄙陋呢?”唉! 为时代所局限, 妨害才能的发挥, 由来已久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慨叹的, 难道只是现在才这样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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