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只有通过劝说来达到我的目的。其实非常容易引起塑料的发明者阿尔·海(AlHay)的注意,当然还有他的几个同事,但还是有一些人对产品的商业化不感兴趣。我每次都盼望着能够去研发实验室,因为我觉得“推销”我的项目很有趣,而实验室是最能提供帮助的地方。这些出差到头来还是比较合算的。每次出差我都开自己的大众车去,总共需要4加仑的汽油,每加仑25美分。而由于用自己的车,GE会按每英里7美分给我报销。所以每去斯克内克塔迪一次,我的兜里就会多出7美元来。这在现在看起来也许很愚蠢,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为了得到一些额外的现金立即开车去跑活儿。尽管有这些好的条件,我还是一天比一天更觉得萎靡不振。那些在第一周发生的节省小钱的行为仍在继续着。在塑料大街红砖结构的楼房中,我们4个员工挤在一间又小又窄的办公室里。只有两部电话,我们必须将就着手忙脚乱地在桌子上递来递去。每次出差,伯特都会要求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挤住在一起。对我来说,那“标准”的1000美元工资上涨就像谚语中那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所以我去见科普兰,并向他提出辞职。当我正准备开车再次穿过乡村时,科普兰的上司,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年轻主管鲁本·加托夫(ReubenGutoff)叫住了我。他邀请我和卡罗琳去匹兹菲尔德的“黄紫菀”(YellowAster)吃了一次很长时间的晚饭。加托夫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我们曾在几次业务总结会上见过面。我们保持着联系,因为每次我都能提出一些超出他预期的看法。作为一名初级开发工程师,我给了他一份详细的成本报告,其中包括了对我们新塑料产品的物理性质的详细分析,此外,我还给出了对现在世界上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分析,如杜邦(DuPonts)、道斯(Dows)和塞拉尼斯(Celaneses)。这份报告还列举了长期的产品成本,如尼龙、多丙烯、丙烯酸与我们产品的成本比较。这根本不是什么意义重大的分析,但是它来自于一个穿着白色实验服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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