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某些作家给予肯定,他曾把蒋光慈的《战事集》与自己喜欢的《望舒草》一同视为五四以来新诗“新方向的诗歌”。在一次次与海派文学论战时,仍坚持把鲁迅、郁达夫、丁玲等人与他们区分开,对与自己联系较多的俞平伯、冯文炳、朱湘等也不是一味吹捧。当然,宽容、真诚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迁让,沈从文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东西绝不留情,他对张资平的无情解剖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同样是批评家人格、勇气的真实写照。Р 最后,沈从文还建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他文学批评的语言、结构、类型独具一格,时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从文体结构看,沈从文追求的是一种挥洒自如、娓娓而谈的风度,没有固定化的程序,多半比较随意,有时甚至伸展开去,离“题”似乎较远,这样读者看起来很轻松,在不知不觉间被作者带到艺术审美的境地,这一点很像李健吾。沈从文的文论文章大都不太长,一般不喜欢旁征博引,始终把自己的情感浸入到审美对象中去,读来倍感亲切。Р 沈从文的《沫沫集》主要采用了“作家论”的批评文体,这是因为这种文体能较全面、清晰地展开一个作家的个性,在30年代盛行一时,茅盾、胡风、苏雪林等都写过一些作家论。沈从文的作家论和茅盾的作家论有着明显的分野;茅盾注重社会背景分析,而沈从文着重作家艺术个性;茅盾多对作家进行纵向比较,沈从文则重横向比较;茅盾逻辑性强,沈从文重印象式感悟;茅盾急于作价值判断,沈从文倾向审美判断。这样,沈从文的作家论就弥补了茅盾忽略美学意蕴的缺憾。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沈从文是一位有见地、有信仰的批评家,他主张艺术精神独立,倡导作家的人格塑造,实践宽容、审美的批评原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繁荣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由于中国复杂思想背景的限制,这些艺术理想没能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的逻辑进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扮演了悲剧的角色,长期受到冷落。但随着当代接受者文化心态的不断调整,沈从文的这份价值将变得更加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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