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可以视作是对古典进化论学派不足之处的弥补。第三,仅仅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了情绪、习惯、信仰、动机、本能、幻想、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文化演化过程屮的作用。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捉出的文化的完整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这样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文化是i个复合体,仅仅强调文化的某一方面及其在文化发展(进化)中的作用,是i种片面的观点。第四,不加分析地认为各个民族的原始习俗都是原始时代的残余,事实上,有些民族的习俗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原始习俗作为一种“文化残余物”,并不一定是该民族原始时代习俗的“残余”,这里面不仅有该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所谓“原始习俗”的继承、补充、修改、完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当然也有其它民族对这种习俗的影响,历史上的战争等不同民族Z间的“交往”形式,无疑对某一民族的习俗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五,有些学者据以立论的资料不可靠,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摩尔根的“蒙昧低级阶段'以果实为食物'的观点,就与事实相违背”[2]。基于古典进化理论的这些缺陷,许多学者批判并拒斥该理论。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便严厉批判了这种认为所有社会都是经过相同阶段而发展的单线进化论。他认为,古典进化论所拟定的进化序列是无效的。古典进化论者以技术为尺度把西方文化列为最高,但如果把排列的尺度由技术的复杂性改为亲属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所谓的原始民族将会排在很高的位置,西方社会就会被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这就是说,排列标准是相对的,文化并没有高低之分。在博厄斯的影响下,20世纪前期,美国人类学中出现了一种反进化主义的思潮,人类学家开始重视个性特色的记述,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反对寻找进化规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怀特、斯图尔徳等学者的倡导,进化论才在文化人类学中重新复苏,由此而形成了新进化论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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