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规划的前提下, 学校才会把各类岗位及相关资源整体配置给院系学院, 然后由院系根据本学科发展的状况, 自主决定运行模式和实施方案。“只有院系具备了承接两级管理的能力, 相应的权力才会下放。”一位学校负责人在全体院长系主任会议上强调。记者手记大学变革的破局一个多月前,《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正式获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两校一市”综合改革试验,全方位铺展。令人关注的是, 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高校纷纷向有关部门请缨, 部分高校还在第一时间递送了改革方案。人大召开了三次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会。而复旦经过两年酝酿,也启动了力度和规模在国内罕见的校内管理体制改革。高教领域这种普遍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心如此迫切,可能包含对陷入“改革洼地”的担忧,若不及时跟上大部队,或许将在政策、资源竞争中失了先机。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或许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清醒认识。随着高校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依靠大投入、局部政策倾斜刺激大步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 高校的“增长模式”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 面临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建设的转变。无怪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改革方案中, 都将“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大学正涉入改革“深水区”。原因之一, 在于未来改革的方向, 势必影响到用人、用钱、教学资源的深层次利益; 其二, 校内机制的变革也亟待与社会大环境中体制机制之间更好地相互适应。更为关键的是, 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 在选择教育发展模式、教育发展路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高校发展模式尤具独特性。中国高校的发展虽然可以有所借鉴, 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这条路, 前无古人。这是大学新一轮改革的破局,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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