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的。比照战国初期其他国家的改革运动,在魏国,改革的步伐明显要快得多,阻力显然要小得多,效果也较为显著,魏国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战国初期最先富强起来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源于文侯的建立在卓越的个人品质基础之上的较为合理的用人之道。但魏自从魏武侯起没能秉承文侯之遗风,致使许多人才纷纷外流。武侯时吴起非但未能重用,反被猜忌,致使吴起亡魏适楚。及至惠王,更是一个爱珍珠甚于人才的昏君,对外打着求贤的幌子,却对上门人才虚以委蛇、再三敷衍,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三个:商鞅、孙膑、张仪,这三个人的流失可以说直接威胁甚至削弱了魏国的国力,魏国也逐渐沦为二流国。魏惠王之世在用人上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如孟子),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如张仪)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如范雎)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如信陵君),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而正是在这种人才理念的指导下先后就有范雎等人的流失。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这也加速了魏国的灭亡。“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可见杰出人才因其特殊的历史作用,会对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重用他们则兴邦安国,排斥他们则招衰败、灭亡。一部魏国兴衰史,足以说明这一点。历史的教训今人不能不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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