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旨趣的国士教育,它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以“养士”为目的应试教育。播扬于民间的《神童诗》二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以读书做官为目的的传统领导教育——“养士”教育观念的流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国士教育与《劝学诗》宋真宗的《劝学诗》说得更加直接露骨:“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袁枚的《随园诗话》揭示蒙学教育状态:“漆黑茅柴屋半间,猪锅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康有为与国民教育制度的引进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称赞西方“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县立中学,十四岁而入。”这一“七岁必入学”的国民教育制度与国士教育的官本位导向迥然异趣。“西学东渐”之后,“体用一致”的国士教育观渐渐被“中体西用”的洋务教育观所取代,“德上艺下”、“重义轻利”的观念也遭到了严重冲击,西方近代国民教育制度亦相继导入。*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制度变革相呼应,维新志士梁启超撰写《新民说》,倡言“国家意识、公德、独立、竞争、进取、冒险”等新人格素质。严复则高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潜心对新国民素质的设计。*实现国民教育制度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新国民的养成与新道德的出现离不开革命行动。孙中山认为,若一定要等到“教育普及”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强调“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癸卯学制与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雏形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厘定国民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5年。但在专制制度仍存在和“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尚不可能真正摆脱臣民意识的束缚而走向自由的国民人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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