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补充性解释资料”)反映了主观解释学派的立场,即通过追溯条约的准备工作以及缔约时的情形等来发现缔约方在缔结条约时的真实的意图以及它们对条约用词的共同理解。[54】毋庸否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在条约解释中的地位低于第31条,因为它只是依据第31条解释条约后可援引的一个辅助性手段。第32条所规定的补充性解释资料仅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用于验证依据第31条作出的解释结果,或者在依据第3l条进行的解释结果存在含义不明或难解之处,或有明显不合理或荒谬之处时,用于消除模糊之处或纠正错误。尽管第31条所规定的约文解释方法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且条约的文本通常情况下均可视为缔约方真实意图的表达,[55]但有时条约文本上的瑕疵或不足(例如“立法沉默”)可能会影响到约文解释的结果以及对相关权利义务的合理确定。况且,一个词语所具有的通常含义与缔约各方真正的共同意图之间还可能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约文解释结果背离缔约方的真实意图。[56]因此,如果条约的文本解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或者具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那么解释者可通过查明缔约过程的会议记录、约文草案、缔约当时的历史背景、谈判代表的声明与往来信件等资料或信息,进一步核实文本解释的结果,或[51]参见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l页。(52]ICSIDAward,para.221.(53]ICSIDAward,pam.227.[54)MarkE.Villiger,co,n,nen￡口ryont^e』969●7如nndcDn￡圯nI如nDnt^e.L口埘o,丁1hⅡt拓5,MartinusN玎hoffPublishers,2012[55]参见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56]参见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171·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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