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是69.3年等等,实际上这犯了机械主义的倾向,市场本身是无法以某种固定的,几乎是直线的方式预先决定了的,并且长波也并非仅是经济周期,而是广泛得多的系统现象,其中技术、社会和制度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不同人口、技术和制度的变动趋势可能导致每轮周期时间跨度和阶段特征并不相同。本章就是从人口,技术和制度变革三个维度探讨这些长期驱动力对经济和市场机会的影响,其中人口因素更容易度量,技术变化属于外生变量,波浪式前行并且越来越加速,制度变革往往具有“危机”下出现的特征。第一节人口在经济增长中,人口的年龄分布与未来变化趋势被看作是决定宏观的流动性、建筑周期、城市化和中观的工资、成本与利润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人口在不同年龄的收入、消费和投资特征与趋势决定了不同的消费特征和资产类型变化。其中,婴儿潮、新增劳动力变化、总量劳动力和人口趋势三者最有意义。婴儿潮带来的消费与投资变化对于一个平均意义上的中国普通人来说,初次参加高考是19岁,初次就业年龄22岁, 城市平均结婚年龄,女性25岁,男性27岁,全国则是24岁左右,女性生育高峰期26岁。(结婚生子阶段是购房高峰期,需要父母帮助),30岁之后孩子上小学,此时,双方父母健在、身体健康,会成为工作的骨干,开始有积蓄,因此会逐渐改善生活,并且投资意识开始觉醒(要为将来孩子上学买房出力,并且要为养老和医疗增加收入)。由于孩子会再结婚和再生孩子,因此,对成年人而言,其消费的顶点将出现在47-49岁(这时候的消费主要是购买房地产,改善性消费已过),50岁以后,逐渐开始对健康保健的需求增加,退休后则在旅游和医疗上支出更大。美国的人口消费也有同样的规律,美国人消费的最高峰大概是48岁。因此,人口的变化对投资方向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二战后的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1961年,其消费高峰大约就在2009年,跟次贷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灭最激烈的2008年只相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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