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价值指向的建构。而从微观层面讲,这种价值秩序和文化理想最终还是要指向人的基本生存。文化认同问题虽然是一个相当宏大的问题,但讨论文化问题最终离不开个体的基本生存。人们的言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等都是文化的显性表现,个体经验的表达更容易让我们贴近一个时代的文化理念。如前文所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但是这种现代性观念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西方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关现代性的叙事主要就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尤其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刘小枫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④]。而如果从这一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知识精英的观念和话语实践中,大众被看作是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力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的增长变成了社会发展唯一的目的。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又被人为的隐匿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两点纠缠到一起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对底层的怀疑和拒斥。因为底层意味着边缘、异质和差异,他们徘徊在社会生活之外,从而成为弱势群体。他们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有可能是罪恶、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底层的形象是鄙陋、野蛮和粗俗的,他们是现代性进程中危险的他者。而这种观念正是源自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开端所设立的一个基本原则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塑造了观念的等级,更成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内,底层和弱势群体既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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