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仅予朦胧诗以肯定,而且从美学原则的高度张扬了这些诗歌包含的现代主义艺术追求。“三个崛起”尤其是最后一篇在当时尽管遭到不恰当对待,但此后文学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它们的意义。“方法热”的最早表现是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借鉴,如1984年林兴宅以系统论方法重新分析了阿Q的性格。但真正引起文学批评发生深入变革的是心理学批评、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等方法的引入,这不仅改变了以往唯重社会历史批评的状况,而且经过融合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历史批评的话语体系。方法的变化势必导向对本体的思考。鲁枢元的自我表现论,汲取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中介说”等,指出文学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世界,因此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性的自由表现。刘再复受李泽厚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启迪而提出的主体论,从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对象主体的作品人物形象和接受主体的读者三个方面,阐述了主体性乃是文学的根本属性之一。生命论者则认为,文艺本体与人的生命是同构的,文艺在本质上是人类为满足自身乐生需要和自我实现的冲动而展开的一种自由的生命表现。形式论者或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所以也就是文学的本体存在;或认为形式与内容本是一体化的,因此形式结构才是文学的本体;抑或认为语言符号不仅是文学最深刻的动因也是文学最直接的目的,故而不应当到语言之外去寻找文学本体。这些见解当然都存在不周延甚至片面之处,但它们为开拓我们的视野,打破单一、僵化的文学思维模式所作的贡献,无疑是首要的。这同样为以后的文学发展事实所证明。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方法、观念的变革也触动了文学史的写作问题。1985年有学者主张“二十世纪文学”整体观,1988年学术界展开“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所谓“重写”,核心所指就是要摒弃以往从属于政治革命史的写作圭臬,把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学科来对待,提倡写出当代性、主体性或个人性。进入90年代后,这些已被逐步付诸实践。(尹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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