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学而来”、不为做官发财,教育不能“隶属于政治”而要“超轶乎政治”。蔡元培还在多次演说中指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美育代宗教”,“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等等。陈平原认为:Р“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某种意义上,(蔡)校长之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这些演说若足够精彩,也可能成为‘传世文章’。”(陈平原:《何为大学》,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Р 作为国学大师的蔡元培,对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等确实有很高的造诣,他当时的一些演说,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蔡元培1919年11月17日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题为《国文之将来》的演说中指出,在白话与文言之争中,“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将“国语”上升到“国外的防御”“国内的统一”高度,指出造成一种国语要依次从三方面下手,“第一是语音,第二是语法,第三是国语的文章”。1923年10月10日,蔡元培应邀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发表题为《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深刻分析中国的文化,批判西方的“黄祸论”,阐述中国人的根本思想是平民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平均主义、信仰自由主义,指出“中国文艺中兴完成后,中国复兴以后”,也不可能对外侵略,必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为人类谋最大的幸福”。Р 在那个独特时代,蔡元培把演说作为主要的职业活动和思想构建方式,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和中国文化名人的旗帜。对此,著名学者叶隽说,“蔡校长之所以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其演说之功大焉,甚至说其居于核心地位恐怕也不过分”,“正是由于演说的‘利器’之功,成就了作为一代教育家与学界领袖的蔡元培”。(吴光辉:《多重形象下的蔡元培》,《出版人?图书馆与阅读》,2008年第4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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