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我们认为,真正的服务理念理在于此。)。这是一门学科的使命,一种需要每一位公共管理的研究者都去肩负的伟大使命。这同样也是我们公共管理学科的愿景,每一位公共管理学者都需要成为这一“愿意的仆人”,才能肩负起这个变革时代所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公共行政的学者、行政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以及其所肩负的使命和公共行政的未来之间的关系重大。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者在引导科学的方向、决定科学研究的议程,运用符合社会大多数人公共利益的价值规范引导政府等公共组织的实际的公共管理过程等方面,肩负着时代的重托。这同时意味着一种挑战,对中国公共管理学尤其如此。我们能否有效应对这样的挑战,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是否能肩负时代使命,站到学术前沿,把握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前沿是要靠我们去探索和占领域的,趋势是要靠我们去洞察和推动的。但是正如有学者薛澜[11]指出的那样:如果说经济学在中国前一时期的改革与发展中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带头学科,那么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改革与发展则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问题在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界能够抓住机遇、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吗?当然,我们不能只是高高在上地以局外人日居地对他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及可能的未来官员进行教育,而是要知道,社会的不良现实中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社会中的某些问题是所有人共同造成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家,一方面要秉承批判取向和反思精神,另一方面应该面对现实,少说指责与抱怨的话,多做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小心维护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提高研究结果的其实有效性,并用价值引导现实,说我们带有强烈价值取向意义的那些公共管理的学术话语,让社会特别是政府尽可能地听到这个学科的声音。惟其如此,才不辱作为科学的公共管理学的使命。也惟其如此,公共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才不仅仅是跟踪学术前沿,而是更去把握动态前沿;才不仅仅是因袭发展趋势,而是更要去推动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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