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研究有很多禁区,这话说了不礼貌,那话说了会得罪人,只能说些政治上正确的话,不能说科学上正确的话。我认为,人的语言是模糊的。比如“桌子”这个词,并没有说明这个“桌子”有几条腿,用什么材料做的。同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都是模糊的概念。如果我给出具体的尺寸、材料、颜色等参数,那么我所说的这张“桌子”就有了确定的定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很多具体的参数,如效率、安全程度、公平程度、平等程度、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程度、人的平均寿命、犯罪率、多少人一部电话、一辆汽车等等,等等。为了得到客观的结论,社会研究者们应该尽量应用这些量化的概念来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下定义。体操裁判给体操运动员评分的过程就是把运动员的表演量化的过程。我认为,社会理论家应把人类历史上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状况量化。绝对准确是不可能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可能把物体的长度测量得绝对准确,不过社会研究中参数的误差会大些。人们并没有因为体操比赛中的评分误差大而取消这种评分方法。到目前为止,不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是模糊的,人们还喜欢用一些模糊的概念组合成一些新的模糊概念,如“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РThe Grand TheoryР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总理论(The Grand Theory)。今天,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总理论,认为如果历史从头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会有完全不同于现状的结果。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存在着一个总理论,认为人类存在着一些共性,人的思想和行为并非是完全无规律可循的。我认为,人类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目标和要求,这就是安全、效率、社会自由、公平、平等和自然自由。这些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我认为,我的关于人类存在着这六个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就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The Gra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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