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诗意的妙悟———这就是对生命虚无性的体验和对绝望感的反抗。换言之,鲁迅通过涓生这个隐喻系统,通过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现实冲突,表现出了生命的困惑与焦虑这样一种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现实的冲突与人生的焦虑———〈伤逝〉意蕴新探》《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周楠本也通过考察《伤逝》中主人公涓生所居的“会馆”与鲁迅曾居住长达八年的绍兴会馆的关系指出:“有理由认为《伤逝》即是这个时期的苦闷的象征,或者说‘全是写的空想’的作者会馆生活的延长”。周还从鲁迅由前期关注精神,“寄希望于将来”到中后期“珍视物质、生命,着眼于现在”这一思维程序、思想经历的变化,论述了涓生思想观念的同步变化。他认为,涓生由先前重精神追求到后来重物质、生命,得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结论,这与鲁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意思“也似乎很契合”,因此,“涓生承载着作者彷徨时期不少思维信息”(《谈涓生的忏悔》《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Р如果说以上几位论者从考证角度向我们解开了《伤逝》的人物与意蕴生成之谜的话,那么下面几位论者则从文化角度为我们探明了《伤逝》丰富的文化内涵。沙水和徐越化从中西文化冲突角度解读了《伤逝》。沙水认为,鲁迅《伤逝》描写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像通常描写个性解放的小说那样,把重点放在人物与环境的外在冲突上,而是着力于表现人物在‘安宁和幸福’的环境中的内心冲突即文化心理冲突”。小说中人物的爱情“虽然具有了西方式爱情的表面形式,但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似水柔情’”。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是立足于传统的“纯情”和“诚”的文化观念上。子君追求“童稚似的纯情”,但注定了要被凡俗生活玷污和摧毁,成为“怨女”。涓生以“诚”为爱情的原则,然而真诚的爱情却结出了虚伪的果子并导致了子君的死亡。悲剧使涓生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中,而这种忏悔正是他对中国传统以儿童式的“赤诚”为基础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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