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传统,但大都限于对女性救父救夫之类孝道、妻道的赞扬,宣扬女子为父亲乃至从未见面的丈夫牺牲,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才女,但她们或者出身名门,身上闪耀的更多是其父兄光彩的余晖;或者辱入娼门,才华不过是满足男人好色猎奇心理的补充而已。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在某些自名为正统的道德卫士心中,也不过是德不足以胜其才。开女科,不以姿色定其优劣,而以才华品其等级,虽然给予女子的只是虚名,并无男子科举取士之实,也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要知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名言正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说的!其实《镜花缘》故事以武则天建立的周朝为背景,已经十分特殊,要知这个时代不仅是谋权篡位,更兼牝鸡司晨,是传统文人都不愿面对并提起的时代。Р 但其中女科考试过程中的随意性,却又无意中暴露了科举取士的陋疾。《镜花缘》中写到的科举考试如同儿戏:丢了本籍文.L.书(类似于考生档案之类),可以冒名应考;为使几位考官或其亲属的女儿参加考试,取消了回避制度;为使几位耽误郡考、部考的考生顺利应考,竟特许一日四题,随意补考;仅因状元名字不好,就随意调换多名考生名次如此种种,视作平常,真像是小孩过家家了。真实的科举考试自然不是如此游戏,但明清多出的科场弊案,未必没有以上故事的影子。无论在真实历史,还是文人故事中,人治大于法治、皇权高于法律永远是中国传统制度的大疾。把科举写成一场游戏,其实影射了它在那个时候,已不具备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功能,而被权利浸染变成了随意摆布的棋子。Р 就这样,从童蒙学塾,到官方经典,再到选拔体制,《镜花缘》在戏谑和游戏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消解,虽然作者也许并无意达到此目的,客观上却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文化变革历程的一段不可湮灭的过往,使我们对于发生在20个世纪初文化变革的内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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