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史方向发展,历史表述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周详。应该说,上述见解符合西方现代史学的主流,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表达方式上,艾约瑟主张历史应当作为戏剧来写,这是深受其师卡莱尔的史学观点的影响的,他认为( 撰写历史) 要善于刻画形容,论人如现在目前,论事如身历其境; 纪战阵之事, 人读之如亲在行间睹其锋镝交冲之势; 纪国家之事,读之如身历朝省。操建白议论之权者,方称能事。他认为:故撰史须胸襟高朗、广见博闻之人,则其落笔必雄奇超妙,而要其大体则不于真且正, 斯乃可谓良史之才。而今弗娄得所撰能细心体察,凡古人之隐微无不洞烛,且能知人所未知,言前人所未敢言。他以亨利八世为例, 将其视为人民的代表,认为亨利八世的议会法序言代表了英国受教育平民的意见:英国上代之君内有言行难测者数位,就中惟恒里第八尤甚,撰史之人议论纷纭,咸谓其起于私心,而弗娄得独谓恒里第八之行系为公政。虽然艾约瑟关于作者和该书的讨论还非常肤浅,对亨利八世的所谓新评价也未必正确,且包含着对英国海外殖民统治政策的辩护之言,但该篇文字确乎是介绍西方文明史学比较早的文章。三、结语艾约瑟的史学思想和对西方史学的输入正处于晚清西史东渐的重要时期,作为传教士,他将史学输入和史学思想服务于学术传教的策略。其史学思想、史学评论散见于他所译介的西方史学中, 其史学思想不够系统和完整,但却真实地体现了传教士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旨趣,具有鲜明的传教士史学的特色。其输入的西方史学以西欧古典史学为主,但也兼及对欧美近代史学的介绍,他对西方史学的介绍侧重于史家和史著本身,对西方史学演变发展的脉络、西方史学的特点和价值的分析则稍显不够,这与他作为中西文化、史学沟通的中介者身份有密切的关联,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种新史学,而是作为一座桥梁,沟通中西史学的交流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是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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