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到了人格高下的层次。此后,报端上抨击蔡元培“江电”的电报还时有出现,而且调子也越来越高。有人称蔡元培此举是“趋附权势,淆国人之视听;乱天下人之是非,丧心狂,莫此为甚。”在事隔多年后,汪精卫还旧事重提,并进而指出: “当 5 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藉辞发难, 6月 10 日炮击观音山之变。”把陈炯明叛变的责任强加到蔡元培“江电”上,这问题就更严重了。平心而论,蔡元培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请孙中山收起革命的旗帜下野是不对的, 对他一时的错误主张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也是应该的。但章太炎等人的批评难免有意气用事、党同伐异之嫌,显然是过分了。事实上,蔡元培不久即认清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真实面目。他说: “看见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 日想脱离。” 1923 年1 月,北京政府因金法郎案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罗是与蔡元培一起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后参加“好人政府”的“好人”之一,蔡元培认为罗文干的被捕,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的结果。为抗议彭氏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行径,蔡元培于 1923 年1月 17 日向总统曹锟提出辞职,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辞职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1923 年1月 23 日,蔡元培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不合作宣言》,以示与北京政府的腐败官僚决绝。未及曹锟批准,蔡元培即离开北京南下上海。 7 月再度赴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孙中山对蔡元培请他下台之举并没有介意。 1924 年 1 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名当时还在欧洲的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到 1926 年1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蔡元培成为中央监察委员。(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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