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道理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人们自发地、下意识地使用自己的贴近感知经验,除了偶然情况外,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概念”已经渗入其中。因此,作为一个研究者,能做的就是以一种游离的或近似的与当地文化持有者的相同感知,将这些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3。因此,我们所要问的,不是他们的本体论地位如何,而是他们的含义是什么。环境会通过他们并借助他们行为的发生来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因此,在研究中,我尝试改变以往学者只是通过“想象”的思想实验来解释民俗事象、俗民生活的做法,而采取了田野作业访谈法、观察法和适度参与等方式,深入当地,融入自我,尽量对茶人表达系统的意义(即第一层次的阐释,也就是民俗事象中的俗民对自我行为的阐释)进行一种“文化转译”。为了加深对茶人的整体理解,只能一步一步地积累对个别的分析,而且典型的人类学方法, 是通过及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各种阐释和比较的研究。所以,在田野中,我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茶馆做调查,观察各色茶人在里面的言谈活动,并对一些茶人做了人物访谈,了解了他们的基本心理,掌握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将得到的一手材料和调查结果与当前已有的历史资料、茶馆民俗等文献相结合,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俗民眼中的成都茶馆的真正面目。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关于茶、茶馆和茶人记述的已有的文献资料,包括有关成都文化的一些历史状况等等。这些文献资料主要立足于对茶和茶馆文化的研究,但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背景资料,弥补了田野调查的不足, 对我研究成都茶人提供了很好的参阅和借鉴。二是田野调查中搜集的资料。2006 年7月、8月,我曾先后三次到宽巷子(老成都茶馆的代表)、文殊院(佛门茶’(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碹译‘地方性知识一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3月,第铀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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