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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