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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