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Р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