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这是不正常的。地方严重依靠中央，最终必定造成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РРР 本应和分税制相随相形的财权和事权匹配标准，未得到坚持。在现实中，取而代之的是财力和事权相匹配标准。新标准可收缓解基层政府财力困难之效，但其负面效应也是突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经济相对落后地域的“等、靠、要”，打击了经济相对发达地域的主动性。在财权和事权匹配的同时，考虑财力原因，可增强对地方政府的正面激励，同时确保地方政府的基础财力需求。Р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化，各级政府各负其责，是防范地方财政风险的必由之路。现实中，发达地域债务规模较大，债台高筑，这和发达地域经济总量大相关，也和发达地域政府往往负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不无关系。Р 衡量地方财政风险，仅凭债务绝对规模是不够的。就像现实中的个人一样，富人有较强的应债能力，现金流不足时举债也属正常；而穷人，哪怕要借极少的钱全部可能如同登山。偿债能力弱的多借钱，从债务清偿的视角来看，肯定不正常。Р 多年财政部代发地方债，地方举债规模的大小就和债务清偿能力无关。这也为未来地方财政风险留下隐患。Р 时下流行一个看法：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无法分清也没必须分清各级政府事权。现实中这经常表现为“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这种问题往往发生在发达地域。发达地域经济基础好，理应多负担支出责任，但不规范的“买单”会打击发达地域的主动性，严重影响分税制所要求的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性。РРР 分清事权，主要的甚至不是详细责任的归属，而是责任归属确实定性。不然，无休止的加码，再富的地方终将负债累累。Р 时下，最为关键的是改变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财力分配格局，实施全方位的财政体制改革，不然，地方政府本身是极难独立应对地方债风险的。地方政府除了取得发债权之外，更关键的是税权。在税收的划分中，地方政府应该有更多的税权。税收的划分，应该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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