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语言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反映着文化。语言具有民族性,可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罗常培先生以深厚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功底,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姓氏学、宗教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对语言、文化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他及时地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开了在中国联系社会文化研究语言的先河。而我们要学习的正是他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表现的出来的勇于接受新事物、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关于语言与文化,很多人士也有自己新的观点。杜道明发表的“语言与文化关系新论”说: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与文化之间既有对应性的一面,又有非对应性的一面。文章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工具或载体的说法并不全面,也不科学。事实上,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刘君涛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新认识”中指出:出随着人类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人,已开始逐渐认识到语言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交际工具,不会是一个没有任何主体性的一般载体,更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机械反映。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较普遍采用的传统研究方法和思维范式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主张换一个角度和用另一种思维范式来看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发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今天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致力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新的思想观点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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