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教育作用。(三)感情真挚,有易感化。我国教育一向重视“教化合一”,即长者以饱含真挚关怀和情感的语言感化子女,可谓“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从而达到教育和启发子女的目的。毛泽东曾在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苏联留学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写过一封家书,信不长,但用情至深,读来使人感动。在信中,毛泽东并没有以一个父亲的威严强制孩子必须学习什么,而是以朋友的身份给予孩子必要的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4]另外,毛泽东也深知自己孩子的身份比较特殊,难免会有人恭维和抬举他们,因此告诫他们勿“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而是要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一位良苦用心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当今的父母与教师大都知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方式的重要性,但是在如何实施方面常常遇到瓶颈。也许,我们可以从前人的一些家书中收获相应的教育智慧。(四)内容丰富,启人智慧。1.知书明礼,修身养性。古语云:“夫学,身之砥砺也。”许多名人非常重视通过读书修身养性,以此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5],因此他们也极为注重教育子女知书明礼。曾国藩曾在其家书中写道:“凡人多望子弟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81可见他希望子弟将读书明理放在首位,而不要一味地追逐功名利禄。此外,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还多次提到自己的读书观,“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若不能发奋自主,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2]8以此告诫子弟只要自己肯发奋、下工夫,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都不能成为拒绝读书的理由。我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仪文化更是古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在家书中多有体现。例如朱熹的《训子从学帖》中写道:“对年长一倍之朋友,要持长辈礼。十年以长,兄事之。年少于己,而事业贤于己者,厚而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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