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寡民本身就是专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对思想的限制导致人们乐于遵守这样的禁令,安分守己,安居乐业,从而也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尽管是人们自愿的,但它确实思想专制的结果。庄子则主要通过“道”而展开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庄子强调,现实世界中的人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道”,已经被彻底的异化,社会简直是不可救药的,人首先应当摆脱异化,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要摆脱这一困境,必须真正地顺从自然,回归自然,回到无知无欲的原始时代,彻底地“无为”,“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人应当收视返听,“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乎大通”,从而达到“真人”的境界。庄子为后世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庇护所——逃避现实中的灾难,去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这是没落贵族消极厌世的表现,庄子所说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其对现实的失望从而幻想出一个虚妄的世界,说到底庄子并不是没有政治构想,而是对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失去信心,但并非对大治的天下没有怀念,尽管那是专制的天下,庄子并未否认专制的合理性。法家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之恩绝矣。”法家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法家强调,历史的发展是合理的,试图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在法家看来,天下大乱、兵戈不止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传统的体制模式存在重大问题。为了应对新的形势,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中生存和发展,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富国强兵。这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加强君主的权力,使君主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效地应对新的形势,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任何不利于君权、不利于富国强兵的因素都必须彻底根除。法家更为明确其政治主张即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不同的是法家重塑的体制不是回复到以前周制,而是更加进步的专制政体。法家强调,加强君主的权力,必须使用“法”、“术”、“势”等阴谋和暴力手段,前期法家即形成了以商鞅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