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也不准走,每天都只有按照固有的轨迹运行着,人像笼中的鸟儿一样,要活活地给圈养一辈子。这就是作为旗人的“本质工作”。在这种牢笼般的制度下生存的旗人们,痛苦、郁闷、无奈是可以预见的。为了稍获解脱,旗人们逐渐学会了愁里寻欢、苦中作乐。在悲苦的社会阴影下留意寻找人们的“痒痒肉儿”,彼此戏谑逗趣,揶揄嘲弄,既不会遭咎,又可以得到些暂时的宽慰和寄托。这样,在旗人的生命里幽默一步步的深入骨髓,只是其中大多数是玩世不恭外表下露出的是心灰意冷、无可奈何。沐浴着这样的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社会现实,老舍从小耳濡目染,在触手可及的幽默中长大,虽然如大多数的旗人家庭一样,在当时谈不上享受过一天好日子,可这种幽默的思维定势却在他的心中扎下根,发了芽。这种定势,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老张的哲学》、《赵于曰》、《二马》等作品中的幽默就带着作者下意识表达的迹象。后来,老舍的创作思想成熟起来,他感到,自己的作品,若明若暗地存在着“幽默冲淡了正义感,趣味性妨碍了思想性的弱点”。面对冷峻的社会,他在30年代某些作品中,有意远离幽默。结果,这些作品出版后反而没有引起社会的亲睐,走了几步弯路。身处这样的冷峻的社会现实,老舍体会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12〕,于是重新拾回他所熟悉的幽默笔调,并修订自己的创作路线:去粗取精、剔除幽默中的杂质,坚持让幽默为作品的主题服务。从《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到《茶馆》、《正红旗下》,这条路越走越宽,让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作用于一处,去打动与征服读者。Р(三)他是穷人。老舍曾多次提到他的幽默感的由来。他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母亲的影响。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不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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