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清楚,只是清楚也就罢了,他还要讲出来,搞得庸医们谁都不敢再做手术;因为他还有医生的良心,所以他就成了那些昧良心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周围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他是人才,所以他把实情捅出来就成了“背后讲他人的坏话”,而那些庸才们的诬告、谗言却成了领导坚信不疑的拿他开刀的证人证言。在很多情况下,官僚们宁愿相信诬告、谗言,也不愿去动脑筋想想问题的真相,这正是中国人才悲剧的症结之一。Р “恃才傲物”、善良正直几乎是人才们共同的特点。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一种环境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才存在的,于是,“恃才傲物”、善良正直便成了中国人才悲剧的又一结症。而中国的“郭品正”们又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结果只能是:前边的“郭品正”们倒下了,又一批“郭品正”们站起来,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曾被人们称赞为“气节”,可有谁统计过,为了保持这种气节,多少人才葬送在邵逸夫医院这样的环境中,这是多么悲壮的现实!Р 如果《调查》完全属实,笔者相信郭品正绝不是那种“背后说人坏话Р”的人,而是一个表里如一、啥场合都敢说话的人。退一万步说,他既使确实有“背后说人坏话”的毛病,也不是不可以改正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上述毛病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人们能接受了,为什么出现在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身上,人们就接受不了?况且,这些毛病完全可以在领导的教育培养、引导下慢慢改正。“背后说人坏话”是一种恶习,但这种恶习在中国“文人”中又是那么普遍。试想,如果郭品正所在的脑外科没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的考核能那么一致吗?从不接触郭品正的领导又如何会对他提出那么多、那么具体的异议和非议?试想,如果郭品正是一个既无水平又无能力的庸者,结果会如何?Р “优化组合”不是要把好人“优化”成满脑子歪门邪道的人,“优化”成一身邪气的人,“优化”成没有是非标准的人;组合不能“武大郎开店”,不能只组合那些昧良心的人,如果这样,我们的改革还不如不改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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