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14期,1937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期,1937年)等论著, 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Р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21 期,1904年),而后张星烺、向达等先后撰写有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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