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自然物具有了“人”的色彩,达到了“物我同一”。移情说有相对的合理性,它在解释审美欣赏方面注重“物以情观”,但是它无法回答审美主体为什么会“情以物兴”,因此显得力不从心。德国著名的美学家立普斯在《移情作用·内模仿·器官感觉》一文中说:“审美的快感可说简直没有对象,审美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自己身上的直接价值感觉,而不涉及对象的感觉。”可见按照移情说理论,审美欣赏最终还是对主体的自我欣赏,并且决定美与不美,不在客观对象而在主体本身。所以移情说的主客体界线还是泾渭分明的。以后的完形心理学派从人类先天所具有“完形建构”的冲动和能力方面来解释“情以物兴”,具有更大的理论价值。中国传统美学的“同情观”和“物感说”形成于原始的万物有灵观,从万物的“生命一体化”的整体自然观念出发,把自然物看做与人类同情同构、物我互渗、物我交感共生的另一体。这种同情同构、物我互渗的观念引发出“物我不分”、“物我同一”的整体性观念。在认识上必然用“以己度物”的心理定势去认识自然对象,在审美上必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去体验自然对象的形式感和情绪感。以“同情观”看待自然万物,必然要从“物以情观”出发;而在同自然事物发生强烈的情感双向交流中,主体必然要“情以物兴”,产生审美激情。从中国人的审美眼中看来,满眼都是生命之情,艺术中的自然事物自然地也就成为表达情感的载体了。中国美学的自然审美观倒是颇接近完形心理学所表达的观点。这一时期,蔡仪作为中国美学领域中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美学的先行者之一,自觉地开始了对唯物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认真地对非功利的、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判。境美学、服饰美学、传播美学及广告美学等。这些美学子学科的出现使美学由纯粹的精神思辨形态走向物质创造形态,并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对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