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期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16至此,诗的情感本质观已发育成熟,主宰了中国这个抒情文学大国的诗魂。成为极难动摇的主流文学观。宋代,是文学的哲理本质观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反对诗人为性情所“累”。邵雍甚至认为:“情之溺人也,甚于水”。17这样一来,文学主情论自然受到压抑,于是文学的情感本质观进入了坚持期。但是在文人学士言论里,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关于文学与情感的见解。例如,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见解,就是一个情感问题。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情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一命题,实际上谈的是文学与真实情感的关系。苏轼对此颇有同感,他多次咏叹道:“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恶衣恶食诗愈好,恰似霜松啭春鸟。”“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在这里不仅咏叹了自己的创作体验,同时也表现了对文学的情感本质观一种不自觉的认同。黄庭坚作为欧苏后学,已不满足于对情感问题的吞吞吐吐,而是正面地阐述了他的情感的文学观。他在《书王知载眗山杂咏后》一文中说: 诗者,人之情性也。……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这里将情感视为诗美之所在,并认为诗人为此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说明黄庭坚情感文学观的坚定性。其实情感文学观,虽然在当时受到道学家的某些压抑,但在新兴词论中却得到了提倡。南宋胡寅在《题酒边词》一文中写道: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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