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描。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他指出,民族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深描,一种是浅描。深描建构文化层次,使人类学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厚度的记叙。深描的精髓特别关注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在格尔茨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文本,它是一个象征体系,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行为必须正确对待,因为文化形态通过社会行为得以实现。人的行为是具体的象征性行为、是文本的符号,人类通过象征符号来累积经验、进行沟通、代代相传。人类学家要寻找的是象征行为的意义,因为由象征行为传递的意义进而有机形成的体系就是文化。Р(3)方法。文化系统的意义是通过人与人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行动与行动之间的结合、交流、互动形成了一段段对话。因此,对某一行动、文化现象的了解,必须将其放在原来的脉络中解读,采用对话的形式,努力追随当地人的行为,使之行为成为可以解释的文本。? (4)特点。格尔茨认为民族志性质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是进行解释的记叙;其次是所解释的对象社会性对话是过程;第三,解释是那种对话尚未消失之前试图将所说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其成为可阅读的文本;第四,它是微观的研究。Р2.文化与社会Р格尔茨指出,对文化与社会两者的关系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未能把两者置于同等的地位。在格尔茨看来,意义的文化结构与社会互动模式的不协调,在于未能意识到文化与社会不是简单地前者反映后者,而是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系统。他指出,区别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是将前者视为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而将后者视为社会互动模式本身。文化是意义的结构,人类用他们的经验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采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从相同现象中的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按照行动者的意义来考虑社会行为,后者按照对社会系统的功能来考虑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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