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韩愈在这里提出的“不平则鸣”,主要是从鸣其不幸、鸣其不平立论,而不是从鸣国家之盛说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中也有表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穷不极则文不工,有不平而后有勃发的感情。在这里,韩愈认识到文学创作行为是主体既欢愉之辞”之所往的不平、愤怒、愁苦郁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与宣泄。“和平之音”、以淡薄、难工,是因为作者缺乏酝酿、激化和强化自己创作情绪的生活经历,而没有足够强度的创作情绪,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足够强度的创作欲望,因此也就难以写出有质量的文学作品。“不平则鸣”与明道说同时存在于韩愈的文学思想中,就使那种不平则鸣、那种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抒发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创造出了许多实际的业绩。韩、柳的古文中,悲愤不平之作比比皆是,而且有不少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的不平而鸣之作论者列举多有分析,即使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中也浸透、隐藏着一种无可排遣的愁苦与悲哀。这使他的游记散文,明秀之中带着清冷,而不是带着欢快与热烈;有时候这种冷色调中再杂以哲理的深深的感慨,更流露出他写这些山水游记时的实际心境。如《小石城山记》中写自然景物天造地设的奇美,之后议论说:“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作者慨叹于夷狄奇才的不为世用,认为反不如本就无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从柳宗元的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平则鸣”思想,与韩愈在理论上的阐述相呼应,说明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不仅在于以明道相号召,而是在明道说的功利倾向中,加进了发愤抒情的写实因素。这种强烈的社会性创作情绪,使他们的创作内容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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