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的即时互动。及至“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广播的普及,观众被“留在了家中”,家庭化娱乐的时代开启了。在此后不久诞生的电视,给人们带来更为丰富的视听感受,娱乐频率大大提升。短短十几年间,电视从一户一台发展到一户多台,乃至一人一台。足不出户、抱着自己的电视看、家庭成员间互不打扰,已经成了常见的家庭图景。由此,观众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并从“众乐乐”一步步走向“独乐乐”。Р从布茨列举的细节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人们论争的那些核心议题曾经被翻来覆去地捣腾过,有时名目相同,有时花样翻新。Р就比如说,对电视品位的不满,早在1920年代就出现在广播身上。音乐批评家们抱怨电台中的交响音乐的播出量急剧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廉价、花哨的爵士乐。而评论家们也为商业资助节目的有害影响沮丧不已,斥责它们降低了公众的鉴赏力。如果再往前推,我们又会发现,汇艺秀、乌脸戏也曾经遭受过同样的责难。布茨将对受众的讨论置于历史语境中,引导人们发现,正是因为受众的主动性下降、个人空间被割裂得越来越小而产生的忧虑,导致了这些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永恒主题”。布茨在《美国受众成长记》的中文版序中提到“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借这本书反思他们自身社会与文化中的观众,并去了解我们历史与观众的异同。”Р在《美国受众成长记》的第17章,千家万户的电视:电视的“效果”中提到,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广播的的那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并没有重现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电视身上。就在早期的观众还为这个新媒介欢呼雀跃时,电视评论家么没甚至早在50年代初就常常是言辞苛刻的批评家了。其中有两大类批评:电视观众据称是放弃了其他更有价值的活动;电视节目对观众具有审美的、社会的或道德的负面影响。在当时的对电视的批评,大多都是以电视对儿童的危害性方面来表达。而这些方面的表达使得批评已经超越了文化势利之嫌进入了一个新的范畴,许多人开始质疑电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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