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摩擦与冲突,形成全社会的利益共识。人大和政协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主要载体,应切实发挥它们民意表达的功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则承担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利益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却没有很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 5 稳定农村,缩小城乡差距。这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城市化,即减少农民。二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一方面,通过降低农民种粮成本和提高农民工待遇来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决后顾之忧,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是缩小城乡差距的良策。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数量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二代。亨廷顿指出随着对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抛弃和新价值观念的形成,农民工二代和二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母革命性大大增强。如果不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使其中勤劳能干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那中国的未来将不容乐观。亨廷顿的书令我折服,但这本书也存在些我观点上的差异。笔者我不太同意他对组织化程度这一变量的现实解释。按他的说法,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程度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综合性政党的建立。美国的两党是典型的综合性政党,而欧洲的某些国家中林立的小党则因为代表面狭窄、纲领的目标单一性和缺乏弹性而不符合条件综合性规定,他指出,正是由于政党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度低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但评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化的要素中,政党只是其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层次自治能力。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其各组成部分是否有能力维持其自身稳定。检验一个社会维持其自身稳定的能力, 最好的机会是看其在上级结构瓦解时,能否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大社会的建立,因而依赖于其各部分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在自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连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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