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是没有资格见皇帝的。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自此,康有为利用这一权力,频频上书,将他的办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指导光绪帝推行变法。光绪帝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书。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内,光绪帝发布了184件新政上谕,平均每天1.7件,其中9月12日这一天,颁布了11件新政诏书。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的中央机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禄寺等机构,地方上裁撤广东、湖北、云南巡抚。裁撤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以及其他庸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变法运动遭到了封建守旧分子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大学士徐桐甚至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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