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存在,既然活着,就应当做点什么。在李白看来,这正是其自我存在的价值所在。因此,可以说李白一个具有历史情怀的人。他的思考和忧虑,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还针对个体。他所高唱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消极的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相反,李白是在鼓吹人应当积极把握现实人生,努力创造自我价值。如果仅仅从诗句字面上作出负面的解读,则显得十分肤浅,也难得诗旨,违背了“诗仙”本意。强烈的自信以及狂傲不羁的处世态度是李白极具个性的一面。“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才天生也,天授我才,必定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敢自许“天生我才”,放眼古今,恐怕惟李白一人而已。这种狂傲不羁源自强烈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乃是大唐帝国的文化心理,是华夏子孙的民族性格。李白对自己充满信心,丝毫也不怀疑,甚至于认为获得表现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是理所当然后的事,是天命所归。因此他敢在天子面前撒狂,敢叫高力士提鞋,更不在乎钟鼓馔玉,千金散尽。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个体,才华故然天授,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其狂放不羁的凭靠。实质上,这也是李白的一个悲剧性格因素。当自我实现的强烈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或是根本就未能得到满足时,矛盾和痛苦也就产生。需求越强烈,矛盾越深,痛苦愈盛。李白不可能走得出自设的性格陷阱。李白是寂寞的,但他又难忍寂寞,遂学陈王曹植斗酒十千,不作圣贤作酒仙。即便如此,他仍至始至终在出世入世间痛苦徘徊。入世不得即不甘放弃,心中仍有期待;出世也难,求仙访道终成空,名山大川走遍也不能彻底脱离俗世。李白在由入世到出世这条路上,可说是“一步三回头”。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浓厚的主观色彩使得李白对待出世和入世的态度具有两面性。“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与曹植怀有相同的情感。曹植被贬为王,又遭曹丕打压,终生郁郁不得志,空负一生才华。李白比之于曹植,感叹之余又想表现出洒脱,其情态可见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