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Р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Р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Р 1941年许烺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Р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Р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Р 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Р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Р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还有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在1943、1944年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 1948年江应梁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Р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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