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因而过于倚重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模式(cultural industries),它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Р(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Р(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Garnham1992:359~360)。Р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Р(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Р(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Р(3)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Р(二)文化研究学派(伯明翰学派)Р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文化研究立足于大众文化的立场,反对传媒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围绕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开放性、参与性这三个特征进行研究,背离了主观经验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学派的视角,转而关注微观的、具体的、经验性的世俗生活。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这两种研究方法,揭示大众传媒为统治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同时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4 K4 U*Р特点:(1) 强烈的跨学科特点;' a6 H9 _: e/ L {, Y* ^Р(2) 强调广义的文化概念,主张研究“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 U' w1 x6 c F1 U9 G% h) \Р(3) 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所持的精英主义倾向,肯定大众文化的价值;
全文预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