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因果联系一个有趣的问题产生了,若有的话,通过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来表现“好”和财务上表现得“好”之间的因果联系。好的财务业绩促使公司变得更具社会责任,还是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导致随后优越的财务业绩呢?优秀的财务表现可能导致为追求社会责任目标而获取更多的资源。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吸引投资者、顾客和激励雇员以表现更好,降低成本,提高财务业绩。另一种可能是,“良性循环”的存在,在两个方向上运行的因果关系。在讨论结果前,一个评价模型的设置是必要的。典型的问题出现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中,当被包括的滞后回归的因变量作为回归量误差项中的序列参数,致使参数估计有偏甚至不一致。我们试验使用的这个模型和迈达拉(1971)发现的序列相关不是同一个模型。哈里逊和弗里曼(1999)注意关于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随着时间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的特殊的措施,而减少对总的社会效益措施的关注。例如,希尔曼和克坶(2001)讲社会绩效分成两部分: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和社会问题的参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和顾客,同时他们发现这项措施,直接关系到企业股东价值创造。然而,参与社会问题是指利用公司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等外公司策略,比如避免核能,避免饮酒、吸烟和赌博产业等,是负相关的股东财富变化。福斯曼等人特别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并把它看作社会团体在行业变化中的目标。他们证明使用这项措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最突出的元素,而且指出,直接指向社区能够被用来作为分化公司在竞争激烈行业的一个工具。他们发现社区社会责任措施与广告密集行业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我们在测试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方面时,使用了KLD数据库中的个体因素而不是加权平均企业社会责任得分。KLD数据库评估了公司的八种不同的社会责任屏幕,屏幕上每个被关注“优点”和“关系”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指标。我们针对社区、多样性、员工关系和环境创建单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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