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的加强必然强化阶层内部的认同感,从阶层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意识。三是农村阶层流动开始减少。弱势底层由于自身拥有的经济文化资源和社会X络资源都极为短缺,已几乎不可能通过政治忠诚和民主选举进入乡村权力集团,也无机会经由扩大生产和积累资本跻身为经济精英,即使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当农业工人也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中间层也因为总体性精英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和他们在周围构筑起来的潜在屏蔽制度而难以实现根本性的阶层跨越。社会流动越来越限于阶层内部。Р 三是教育取代土地流转成为农村流动的社会阶梯。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实现结构性流动的社会机制所具有的潜能逐渐释放殆尽后,教育作为现代农村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的地位将开始突显。布尔迪约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即教育既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教育对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再构也具有这种双重效应。农村底层社会的相当部分孩子可能受底层文化的顽固影响而永远囿于其所世袭的阶层,而只有少部分底层社会的孩子能跳出这种阶层再生产的循环。相对较多的农村中间层的孩子会在家庭赞许性期望下获得文凭,并利用其接受教育期间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其他偶然机会,实现阶层流动。Р 三、结语Р 尽管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地权变革特别是作为地权变革新形式的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关键性意义。以往研究大多认为这时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由以市场为取向的城乡改革和以此为契机的城市化所推动的,但城乡改革和城市化又是农村地权改革诱致的结果,并且反过来推动了地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这种新型的土地流转继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成为加速农村社会分化和资源重组的又一重要动力,正在再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强化精英阶层、扩大中间层、缩减弱势底层,建构和谐合理的农村阶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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