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社会科学简化为对话和交谈(GadamerandRorty,1979);诸如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则人类学的技艺视为深度描写或者挖掘地方性知识(Geertz,1973;1983);诸如鲍曼这样的社会学家则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放弃他们立法者的自负,转而扮演阐释者的角色,在各种团体之间居中调节(Bauman,1987);诸如哈拉维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则呼唤“处境知识”(situatedknowledge)的网络(Haraway,1991,第9章)。然而,这些都不是我要在下面采取的进路。面对实证原则和研究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裂缝,我既不会完全放弃科学,也不会让自己听从于改进实践的建议,以接近不可能实现的实证原则。相反,我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替代性模式,亦即反思性模式,将情境看作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莱尔(Cicourel)引出了“所指”(referentiality)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从交谈中了解一个在另一个情景中发生的特定情景。通过与回答者展开事先设计好的辩论,辛德曼和比萨试图将对话带入到他们的调查当中(SindermanandPiazza,1993)。例如,回答者首先会被问道,他们对政府给予黑人的支持是否满意。如果回答者称赞政府针对黑人的支出增加了,接着他们会被问,如果黑人被挑选出来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相反,如果回答者不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了,他们会被问,如果这意味着黑人会继续比白人穷,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他们的数据显示,44%的白人被“说服”放弃原来的立场。在做出肯定性回答的例子中,只有20%的人在面对辩论时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尚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辛德曼和比萨是否是在挖掘情境中特殊的态度?是否白人关于种族的态度是肤浅和柔和的?或者是否这只是回答者做出预料之中的回答的访问情景自身的人为产物。不管怎么样,回答中的这些变化指出了将访问本身作为社会情景加以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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